在黔西南州，张之洞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历史人物。在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原兴义府城所在地安龙，其名字更是家喻户晓，为人津津乐道。
在招提边，当地人会指着满池绽放的荷花说：“160多年前，张之洞经常随同父亲到这里来观荷赏荷。”
游览金星山，导游员会指着半山亭向游客介绍：“这就是张之洞11岁时一气写出《半山亭记》的地方！”
参观十八先生墓时，熟悉当地历史的人们会猛然想起：为凭吊十八先生，张之洞也写下过许多精彩的文字。
可见，安龙与张之洞，已经结下不解之缘。也可以这么说，张之洞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安龙人，已经被历史牢牢地钉在黔西南安龙这块土地上。
张之洞从小喝的盘江水，吃的安龙粮，在安龙土地上接受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好的一段教育。以后，他便沿着黔西南的山路走向外面的世界，走出一片锦绣前程——
16岁回原籍参加顺天府乡试，考取第一名举人；27岁入京会试及殿试，跻身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随即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后来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晚年擢升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大臣。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他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与曾国蕃、左宗棠、李鸿章一起同为晚清四大名臣。
在专家们的眼里，他是近代中国的实业巨头，清末洋务派领袖，近代中国教育家。
国内外的许多伟人和名人，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
孙中山先生说过：“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毛泽东这样评价他：“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美国著名学者威廉·艾尔斯说：“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此，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非常杰出的人物，恰恰是从黔西南州安龙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这样，从安龙通往外界的一条长长的山路，如同一条脐带，把他与黔西南这一母体连结起来。这也注定了张之洞与安龙这块土地及这里的人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生无法割舍。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张之洞随父在安龙生活和苦读的十余年（1841年到1852年），正是“盘江八属”地区相对稳定、平和的时期。也可以这样说，他的少年时代，是在春风丽日、荷花飘香的环境中度过的。他聪慧好学，在安龙的土地上吮吸着知识的乳汁，畅闻着弥漫的荷香，感受着淳厚的乡情，体察着民间的疾苦，预测着渐来的山雨……正是身边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广泛的早期教育，形成了他不断扩大的文化视野，造就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影响了他未来的许多政治主张。从这一点看，是我们偏僻的不起眼的安龙，造就了中国的了不起的张之洞！
1837年（道光十七年）9月2日，张之洞在贵阳六洞桥边呱呱坠地。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张锳调任兴义知府。3岁多的张之洞拉着父亲张锳的衣襟，爬山涉水来到兴义府城安龙。
张锳是直隶南皮人。1826年（道光六年）入黔，历任清平、安化、贵筑、威宁等地知县，后升任黎平府知府。他出身寒微，经历坎坷，颇知民间疾苦和政治流弊。在上述各地任职期间，廉洁刚正，治盗安民，积谷赈灾，办学育才，按《贵州通志》上的说法，为人“刚介鲠直，不阿上司，”可以说在清代的贵州，是堪比胡林翼的“一代名知府。”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们的第一个老师。张锳是士子出身，出任兴义知府后，特别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来到安龙十三年，尽心尽力地为当地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实事。有这样一位知府作父亲，其有口皆碑的政绩，对少年张之洞来说，自然是最好的、最直观的教育。
那么，张之洞从父亲身上，看到和学到了什么呢？
一是上任头一年，重修兴义府试院。张锳见旧试院远在城外，破烂不堪，加上生童往来辛苦，便与府属各州县商议，就近择地另建新试院。他自捐白银1000两，各地集资30800两，组织工匠加快建设，第二年底便建成。新试院规模宏大，布局精巧，共有房舍209间，仅魁星阁后面两侧的号舍，就可坐千余人。不少外地官吏参观后，赞不绝口，称其“甲于天下。”
二是高度关心教育，注重培养人才。新试院建成后，张锳又筹银1500两，扩建珠泉书院。还拨出一部分公田出租，用租金解决学生的灯火费、试卷费和教师聘用费，深受当地百姓称赞。
张锳为读书人“添灯油劝学”的故事，也很让人感动。相传在道光年间的安龙城，每天夜里到了交更的时候，就有两个差役从知府衙门中走出来，前面的一个提着灯笼，后面的一个挑着桐油篓，沿着大街小巷游走，只要见到哪户人家亮着灯光，并有读书声，两人便会停下来，高唱一声：“府台大人给相公添油啰！”等读书人开门后，后面的一个差役便放下油篓，取出油筒，再从油篓中舀出清亮的桐油，倒进这个读书人的灯盏里，并补上一句：“府台大人祝相公读书用功，获取功名。”随即又向另一户亮着灯光、有读书声的人家走去。就这样，每晚给安龙城里的读书人添灯油，张锳前后坚持了13年，不管天晴下雨，夜夜如此。当地百姓都知道，这是知府张锳对读书人的厚爱、关照，于是更加发奋学习。这以后，安龙不断有人参加府试、乡试和会试，其中景其浚，在1852年（咸丰二年）还考中进士，先后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陕甘、河南、安徽三地学政，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三是修筑安龙城至南盘江边坡脚的驿路。张锳见这条通往广西的石路，险狭崎岖，人马难行，于是倡议捐银2000余两，雇工进行扩修。两年后，道路建好，可直通广州。
四是捐俸银1000余两，增建义仓一座，解决仓储不够的难题，四年间储备稻谷达2万多石。
五是见招堤年久失修，张锳带领民众，将大堤加高五尺。同时又扩建荷池，种植荷花，还筹资在金星山上新建一座半山亭。其实，早在张锳任兴义知府的144年前，招堤就已存在，但仅仅是一项单纯的水利设施，张锳带人大面积种植荷花后，这里才真正形成一个风景区。“招堤十里荷花”胜景的打造，张锳功不可没！
六是改建“十八先生祠。”十八先生的高风亮节，常为张锳所仰慕。为此，他决定改建“十八先生祠”，建成后，有祠门、敬业堂、流芳亭、怀清亭、享堂、正祠、多节亭、净香池等，形成一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
七是呕心沥血十三年，主持纂修《兴义府志》。张锳是一个责任感和使命感都极强的官员，出于对兴义府属各州县的热爱，他立志要为当地人留下一部拿得出手的志书。为节省经费，他不搞捐资，先发动各州县士子名人广征资料，查阅藏书上万卷，采访父老数百人。后又聘请江苏学者朱逢甲、湖南著名修志家邹汉勋前来协修，终将74卷、100余万字的《兴义府志》完成。不料后来无经费了，张锳只好又捐出俸银2000余两付印成册。他在该志序中写道：“甚矣其难也，锳之心力瘁于此书矣！”可以告慰他的是，几十年后，大学者梁启超先生将值得称道的清代方志列举了104部，其中就包括《兴义府志》。如此看来，《兴义府志》也称得上是一部全国名志了。
“家父作楷模，儿辈尽效之。”张锳的以上政绩，件件众口称道，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影响着张之洞幼小的心灵，使他从小便知道：只有像父亲那样为百姓多办好事、实事，自己今后才能无愧地走向外面的世界，去干出一番大事业！
张之洞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可以说是当时全中国一流的。这在地瘠民贫的贵州西南部地区，实属难得。张锳本身重视教育，加上又有满肚子学问，因此对子女们的学习抓得很紧。为让子女们饱读诗书，张锳特地托人从外地选购几十橱书（包括各类经典）运到安龙，供张之洞及其堂兄之 、之清，长兄之渊和几个姐姐学习。对自幼好学爱问的张之洞，张锳管得更严，要求更高，说：“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
张之洞幼年时的老师，也是一批饱学之士。据史料记载，先后有附生员何养源，拔贡生曾搢之、附贡生张国华、举人黄升之、举人王可贞、进士敖慕韩、举人张肖严、举人赵斗山、翰林院侍读了诵孙、进士童云逵。以上先生，全都学养深厚，授课有方。其中张国华，是当时贵州有名的诗人，曾主讲贵山书院。而敖慕韩与童云逵，也是从全国的进士堆里挑选出来的，所传授的知识，没有水份，全是真货。
张之洞呢，读书也很广泛，好学不倦。晚年的他曾回顾幼年学习时的情景：“读书非获解不辍，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倦则伏案而睡，既醒复思，必得解乃已。”这就是说，他读书，硬要读懂、深知其要义才能放下书本。如果没弄懂，便在油灯下苦苦思索，深夜也不睡觉。瞌睡实在来了，就伏在书桌上小睡一会儿，醒后又接着读，直到把答案找到了，才算了事。可见，从小他就养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安龙，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有关张之洞小时候拿“粽粑蘸墨汁”的笑话。
原来，张锳为了让张之洞从小接触社会、了解百姓生活，避免沾染娇生惯养的习气，在他八岁的时候，特地安排刚过完年的一段日子，把他寄养在安龙城内一个普通士绅——宋杰的家里。一天，门外非常热闹，有放鞭炮的、有舞龙舞狮的、还有办灯会的。但是，张之洞始终在屋里专心读书，充耳不闻。宋杰叫他出门去看一会儿热闹，他摇头不去；怕他饿了，又派仆人给他送去一盘粽粑和一碟切细的红糖末，放在书桌上。过了一会儿，仆人来取盘碟，猛然发现张之洞满嘴乌黑，大吃一惊，耽心他中了邪，急忙告诉主人。宋杰进屋一看，见张之洞仍在专心看书，旁若无人，不像中邪的样子。这时，恰好张之洞又拿起一块沾了墨汁的粽粑往嘴里送，而碟子中的红糖末却丝毫未动，宋杰心里一下明白了：原来张之洞太用功了，一门心思全在书上，连错把砚台当作糖碟也不知道！此事虽是一个趣闻，可后来当地人却常引用它来教育子弟。
根据“张之洞生平大事年表”记载：他4岁开始发蒙读书，9岁时读完四书五经，11岁时读完春秋经传及历代诗词。12岁时，作为学童已经名扬贵州，并在贵阳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文集。13岁时，参加童生考试，成绩名列前茅。16岁时，回原籍参加顺天府乡试，考取第一名举人，获得“解元”的殊荣。相传红榜一发，消息很快传到兴义府，乐得张锳几天没睡好觉。就连他的好友、时任黎平知府、后来升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从信中得知张之洞考上解元的消息后，也啧啧赞叹了好几天。
其实，张之洞的见地和文才，在安龙早已为人所知。那是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盛夏的一天，正值半山亭竣工之时，兴义知府张锳在此设宴，邀请一些士绅文人庆贺，少年张之洞也随父前来待客，席间，为纪念招堤又添一景，文人们纷纷离座赋诗作文。一时间，佳作迭出，众人叫好，年仅11岁的张之洞也忍不住跃跃欲试。他先走到石栏边凝聚一会儿文思，随即提起笔来，一气呵成写下790余字的《半山亭记》。此文描写精彩，文辞华美，众人无不叹服，都称他为“神童。”
总之，张之洞幼年时期所受的教育，绝不是“死读书”或“读死书”，而是灵活多样，并与社会环境、现实生活紧密相关。譬如，安龙是明十八先生殉难之地，为了培养孩子们的人格与气节，张锳便常常带着张之洞及其兄长前去撰写楹联、诗文。一次写不好，又来第二次；二次还不行，再写第三次，直到打磨准确，立意高远为止。这种教育由于不是父辈刻意去做的，往往收效很大，最容易在张之洞小小的心灵上烙下深深的烙印。
又譬如，张锳特别喜欢荷花。他在招堤遍植荷花，就与其从政生涯，政治抱负有关。晚清的官场，污浊一片，要像荷花一样虽身陷污泥、却能保持“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气韵，他只好把种植荷花当作一种精神来寄托。
张之洞呢，也同他的父亲一样，特别喜爱荷花。每到荷花绽放时节，他都要沿着招堤来观荷赏荷。有时随同父亲张锳一起来，有时随同老师张国华一起来。通过了解荷花的生长习性，观察荷花的不凡姿态，品咂前人吟荷的名句，学习入世做人的道理。
正是通过年年到招堤观荷赏荷，张之洞提升了自己的才情，寻找到人生的真谛。据史料记载，在污水横流的晚清官场，他是十分清廉的。由于喜欢古董字画、接济远近亲友、支持“新政“，他也经常囊中羞涩，不得不把家中的东西拿出去典当，在《张之洞经世谋略》一书中，曾讲到这么一个故事：他任湖广总督时，武昌的大当铺有个规定，即凡是总督衙门的皮箱，不管里面装什么东西，都可以当200两银子，只需按箱子的数量付钱，开春后再由总督府拿银两赎回箱子。有一年，张之洞缺钱过年，就找来9个箱子，在每个箱子中装满砖头，让仆人抬到当铺当了1800两银子，总算度过了年关。一个堂堂总督竟然“混”到这种地步，由此也可见张之洞的清廉了。
不过，张之洞无论到哪里做官，都把养育过他的安龙搁在心上。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他擢升大清朝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大臣。这是他事业走上最高峰的时候，也是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当得知兴义知府陈鸿年要将文峰书院改为兴义府中学堂，同时还要创设官立高等小学堂一所、初等小学堂两所，他马上捐出一笔资金建校，并捐赠一批教学仪器和5000册图书，人挑马驮运到安龙。考虑到安龙师资力量缺乏，他还致函兴义知府，及早选送10名优秀青年赴武昌两湖书院培养，所有经费由他捐助。
张之洞心里永远明白：他是从安龙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