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旅游景点—七星关古遗址

深切怀念长征途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红军领导人夏曦

　　湘北风俗，男人36岁是一道坎，然而，夏曦这位参加过毛泽东新民学会的著名革命活动家，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参加过南昌起义的35岁的红军将领，正在为红军扩大和中央红军长征探路而努力工作的时候，他突然倒在了长征途中，没有迈过36岁这道坎。

　　1936年2月27日，红二、六军团在毕节休整了20多天后，在敌人的进攻之下，决定撤出毕节。从去年11月从湖南桑植开始长征以来，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为“扩红”做了大量工作。撤出毕节前，他为了争取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席大明部随同红军长征，毅然涉过七星河去做工作，过河时不幸“溺水牺牲”。夏曦从十六岁离乡到湖南一师范学习，同毛泽东、蔡和森创办新民学会起，就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这位“极能做事”的热血青年，他为了人民的解放，民族的独立摇旗呐喊，劳碌奔波，并为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埋骨何需家乡土，忠魂到处有青山。”毕节人民没有忘记他，不仅在他牺牲的七星河畔建起了“夏曦同志纪念碑”，还在毕节市风景优美的城区，为他筑起一座毕节最大的坟墓。

　　素有“鸡鸣三省”之称的毕节，地处川、滇、黔三省交汇处。贵州著名的三大关隘之一的七星关，就位于毕节市杨家湾镇七星村，七星关自古是云贵川三省的交通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七星关摩岩石刻 “汉诸葛武侯杩祀”记载：三国时期诸葛亮挥师南征时曾在七星关祭拜北斗七星，并在这里留下了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在离摩崖处不远，一座高耸云间的“夏曦同志纪念碑”静静地矗立在七星河畔。1985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毕节市人民为了缅怀这位革命先烈，修建了这座纪念碑。站在纪念碑前，望着326国道毕威路七星关新大桥，人们陷入了沉思：七星关自明朝永乐年间架设七星关浮桥以来，历朝历代，从竹索到铁索，从木架到钢架，从木桥到石桥，屡毁屡修10余次，可就在公元1936年的春天，这七星河上没有任何桥。否则，夏曦就不会成为红军长征途中最高职务的罹难者，也不会有这座红军长征路线中最雄伟的个人纪念碑了。

　　桃江县城有座凤凰山，这里古树参天，风景秀丽，相传曾是楚国屈大夫作《天问》的地方，夏曦就出生在凤凰山下。翩翩少年的夏曦常在这里流连忘返。没想到，在夏曦牺牲的毕节，也有座凤凰山，山上有座烈士陵园，夏曦就长眠在这里。烈士陵园既是毕节市城区的风景名胜，也是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座始建于1958年“大跃进”时代的陵园，占地120亩，夏曦墓是陵园中最大的一个坟墓。陵墓以江底石堆砌五级台阶，墓长3米、宽2米、高1.2米，以黑白大理石交叉镶嵌而成，正面立黑色大理石墓碑，镌刻肖克将军亲笔书写的“夏曦同志之墓”六字，左右两边还立有夏曦之子夏震雷等人题写的石刻。夏曦墓不远处，是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司令员阮俊臣，支队长席大明等近20名革命烈士之墓。1986年4月，夏曦墓落成时，中宣部副部长亚马、原红二六军团领导肖克将军参加落墓仪式。陵园有两幅门联，气势宏伟，高度赞誉了夏曦光辉短暂的一生，其中正门一幅颇长，上联为：烈士永垂，精神不灭，愿作千秋雄鬼，何须马革还乡，纵绝世豪情血染山河壮；另一幅则为：浩气枕雄关有铁骨忠魂不死；光辉昭绛汉看江山社稷长春。 

　　关于夏曦的牺牲经过，史书的记载是：1936年2月27日，红二、六军团撤出毕节时，夏曦为了争取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席大明部随同红军长征，毅然涉急流去做工作，不幸溺水牺牲，时年35岁。这种记载语焉不详，他牺牲的详细经过如何？有没有其他原因？这在历史上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说法。

　　关于夏曦牺牲的时间、地点及起因是没有争议的。《中共党史人物传》有详细的记载。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撤出湘鄂川黔苏区，进入贵州西部的毕节，原想在贵州西部站住脚。为此，夏曦向贵州抗日救国军传达了这个指示，决定在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一带建立根据地，进而创建川滇黔新苏区。但是，在敌人进攻之下，红军休整了近二十来天之后，于1936年2月27日晚开始从毕节撤出。在撤离之前，夏曦曾派政治部破坏部李部长前去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席大明部，动员席率部随同长征。李去后不见返回，犯过极左错误的夏曦忧心忡忡，生怕自己又耽误一位同志的生命，夏曦对政治部总务处的饶兴说：“前几天李部长去席大明部，至今没有回来，部队转移后，李部长再回毕节就麻烦了。”次日拂晓，夏曦在报告了六军团政委王震后，决定带着警卫连到七星关接应李部长。在一个陡峭山路的河边上，前面是席大明部活动的地区，这里就是李部长回来的必经之路。于是夏曦和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周素园，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贵州抗日救国军参谋长邓止戈等在这里休息，等待李部长的归来。过了一段时间，仍然不见人影。夏曦心里更着急了，他难过地说：“这次派李部长去，是我考虑不周，急于求成，又犯了‘左’的错误”，“要是出了事，我真该死，悔之晚矣！”在他焦躁不安的时候，李部长回到了七星关，向夏曦报告说：“席大明不愿离开家乡，请夏主任到部队去作动员。”周素园、邓止戈分析道：席部武装是家族中二千余户共同出钱购买的枪用以保家的，如果我们不离开黔西北地区，他是我们的同盟军，如果我们离开了，他们是不会跟我们走的。邓止戈反对夏曦前去，而李部长却认为争取席部还是有希望的，坚持请夏曦再去动员。夏曦同意了，先派邓止戈和李部长过河，他留在岸上等着接应。然而，不大一会功夫，夏曦听到对岸响起了枪声。他心中十分焦急，便带着一名警卫员和两名战士，毅然徒涉过河，前去了解情况。夏曦因工作紧张，身体疲惫，行至河心深处，忽然一股激流冲来，他和警卫员被卷进了漩涡。不久，在下游不远处，战士们发现了夏曦和警卫员的尸体。次日凌晨，在敌人的炮声逼近之际，王震、肖克在一个山坡上为夏曦举行了追悼会，并安葬在河边的山坡上。关于夏曦的牺牲，说法很多，有些说法，夹杂了一些感情因素。

　　除了以上的“溺水身亡”外，还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被害说”，夏曦为了壮大革命力量，将生死置之度外，毅然来到席大明部，席部有人听闻夏曦杀人不眨眼，想试试他的胆量，谈判时偷偷地在桌下放了一枪。据说夏曦的确连眼睫毛都没动一下，但是枪声引起混乱，一些不愿离开家乡的土匪趁机将夏曦杀害。还有“打黑枪说”，这种说法在部分老红军中很流行，他们举出许多例子说明夏曦不是淹死的，因为七星关前面的那条小河很浅，水大时也只能淹到腰部，夏曦死时，背上的衣服还未湿透。夏曦之死疑点颇多。网上有篇《革命往事：夏曦之死》的文章说，在李部长一再要求下，“夏曦同志决定去作动员工作。他叫周素园先生继续留在原地休息，要邓止戈和李部长两人同他一道过河去找席大明。过河以后，夏曦又叫邓止戈和李部长两人先去赶席大明部队，赶到时再派人前来接他，他留在岸上等着”。“他们（邓止戈、李部长）返回七星关河边时，没有看见原留在岸边的夏曦现场，却见对面河岸上有红军一排人留守，渡船也不见了。他们不得不淌涉过了河，河水深处仅及小腹。过后才得知，夏曦同志因听见枪响，忙只身淌涉过河询问情况，行至河心水深处，不慎失足，被水冲倒，牺牲了”。就在这篇文章之后，有人提出了《几点有趣的地方》。第一，夏曦三人过河时是乘船的，后来船到哪儿去了？第二，过河后夏曦一人留在河边，听到枪声后“只身淌涉过河询问情况”，那么枪声从何而来？是前边的村庄还是身后的对岸？从前面村庄传来的枪声要到对岸去询问情况吗？第三，枪声为何而起？“庄内老百姓怕军队进庄”，但又“没有发现敌人部队”，那是警告谁的部队？第四，“对面河岸上有红军一排人留守”。他们是什么时候到的？为什么在河对岸留守而不在这边与首长在一起？他们在守些什么，渡船还是首长？夏曦被冲倒在深处仅及小腹的河水中时，他们在干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夏曦不是死于日本鬼子的刀下，不是死于国民党的枪口，至于那条七星关前的小河，是否是吞噬夏曦生命的恶魔，七十年后它还躺在那里，我们仍然可以去看个明白。也许，一直留在岸边的周素园看到了什么，也许，如今葬在毕节烈士陵园夏曦墓附近的席大明了解一点内情，也许，红二、六军团的少数红军知道一点真相。

　　 悠悠七星河，你在诉说着什么？

　　有位外国人说过，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是因为毛泽东比蒋介石会做宣传工作，当年国共合作时，毛泽东曾是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作为毛泽东湖南一师范同学的夏曦，同样擅长写作与宣传，他毕生积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为党的事业培养了大批骨干。“参加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夏曦，是一个具有坚定意志的革命者。他“个子矮小，气宇轩昂”，文韬武略，头角争嵘。我是在家乡编印的一本《革命烈士诗词书信选》中认识夏曦文才的。他有一首挽民主革命先驱夏思痛的对联：爱国为嗜好，骂人有文章，立懦振顽，革命精神垂宇宙；大盗尚凶横，老成忽凋谢，开来继往，青年兄弟莫徘徊。在高度赞颂这位被孙中山称为“革命模范”的思痛老人时，告诫青年兄弟勇往直前“莫徘徊”，与孙中山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如出一辙。大革命失败时期，夏曦与几位同学游岳阳楼，题写一幅豪气干云的对联：八百里洞庭谁在眼，五千年历史再从头。意谓洞庭虽有八百里，但在革命者的眼里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们的眼光是面向全中国、全世界，要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开创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他在从事青年学生工作和群众运动中，他不仅经常走上街头演讲，还以笔作刀枪，先后在湖南《大公报》、《新民》周报、《救国》周刊上发表30多篇充满革命激情的文章，他紧密结合运动中的思潮，从政治、社会、教育等方面，揭露问题，深刻剖析，指出方向，有如匕首投枪；他的文章，针砭时弊，痛切疾呼，促人深省。他针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本质批判了某些人的所谓和平道路，指出：“军阀不打倒，民主政治即不能实现，无论是联邦制也好，单一制也好，裁兵也好，争外交也好，都只是些空想”；“我认为惟有采取以革命的手段，才能打倒万恶的军阀”。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篇章，构成了他革命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夏曦是一个革命理论家，是红二、六军团的“第一笔杆子”。1934年10月，中央要求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出发，与在川黔边境战斗的红三军汇合，集中力量，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遣探路。10月13日，夏曦率领黔东独立师到贵州石梁一带接应，贺龙、关向应则带领二十六团和手枪队到沿河水车坝一带接应。10月27日下午，两军团会师大会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红三军4400多人，红六军团3300多人。此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红二、六军团发展成为红二方面军。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作为红军先遣部队，红二、六军团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大量的标语，有许多标语落款是“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南渡澧水后，夏曦起草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憝”，并号召“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夏曦随部队边走边打边宣传，到新化县时，提出了凡属愿意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的口号，七天之内就有一千人参加了红军。在毕节，负责“扩红”工作的夏曦，不辞劳苦，充分发挥自己善于做宣传工作的优势，通过演讲发动、标语宣传的方法，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军抗日，20多天时间，动员了5000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北上抗日。 

　　夏曦是一位出席过共产国际大会的、具有很高理论素养的革命家，他为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壮大，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1923年，为了实现国共合作，中共作出决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3月，夏曦在上海出席全国学生大会之际，由于林伯渠的关系，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开始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同年4月7日，他返回长沙时，被国民党本部总务部派任为湖南筹备处负责人。毛泽东在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彭素民》信中写道：“关于本党［指中国国民党——《毛泽东书信选集》原注］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夏希即夏曦——原注］同志（夏希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在沪时本请求我部委以筹备员名义（夏希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1925年春，中国国民党召开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有夏曦、何叔衡、李维汉等人，他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1926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夏曦和毛泽东等被选为后补中央执行委员会，会后回湖南工作，为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支援北伐战争做出了贡献。1926年8月3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到达郴州，来电邀请夏曦，并说沿途“见党部、农会组织完善，为他省所不及”。夏曦等代表国民党省党部前往衡阳洽谈，接着，在长沙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夏曦以主席团主席之一发表了演说。

　　红二、六军团到达毕节不久，即1935年2月初的一天，正在办公室起草抗日文件的夏曦，突然接到下级报告，说部队在毕节城里抓到一个读《资本论》的土豪。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在这地处穷乡僻壤的小城里，居然有人在读共产党老祖宗的著作，这让老牌共产党人夏曦好生奇怪。他马上把贵州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邓止戈找来询问情况，一问才知道这位读《资本论》的人名叫周素园，是清末的贡生，同盟会会员，曾担任过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要职，为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因不满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隐居老家，为探求救国真理，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夏曦很高兴地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王震，两人马上来到了周素园的府上。夏问周为什么要看《资本论》，周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不用走。”红军来毕节之前，国民党曾动员周老跟国民党撤退离开毕节。夏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要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周说：“赞成，完全赞成！”夏曦与周老不仅畅谈了《资本论》，还就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发展进行了探讨。一席谈话，使周老明白了，原来共产党和红军不是什么土匪，而是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为劳苦大众谋求解放的“革命军”。两人相见恨晚，逐成知己，这样，年近花甲的周素园通过夏曦、王震做工作，出山担任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随后参加长征。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写信给他，“你是我们一个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你是一个奋斗的人。”这件事，成了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一个典范。 

　　夏曦因执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夏曦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是一个勇于接受批评，敢于承认错误，善于在工作中纠正自己错误的革命者。70多年过去了，夏曦的错误一直被“夸大”着。那些夹杂个人感情的文章，大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实在有失公允：他那一篇篇有如投枪匕首的革命檄文，他那一场场鼓舞革命斗志的街头演讲，他那一条条红军长征途中的标语，他那创建的一个个统战工作的典范，他那受到批评后的一次次发自内心的自责，完全可以说，夏曦是一个有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有光明磊落的人格力量，有深厚的理论修养，有知错必改气度的共产党人。共产党能很大度地宽待一个个在战场上刀枪相向的对手，而对于倒在红军长征途中的夏曦，几近苛刻。为什么我们对70年前那封中央电报精神一直不能很好落实呢？在他的家乡，夏曦几近销声匿迹，尤其在青少年当中，很少有人知道这位红军长征途中倒下的最高级别的红军领导人的名字。夏曦，寂寞地倒下了70年。1934年11月上旬，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任弼时、贺龙、王震、关向应、肖克等在永顺召开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批评，有些批评未免恰当，比如，既批评他“犯了路线错误”，又说他“不执行（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等，夏曦的领导职务也全被撤消。因此，夏曦既承认错误，又有若干意见。他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是坚决执行四中会全决议的呀！”“我没有……不要苏维埃，不要红军，算什么取消主义呀！”因部队转移，对夏曦批评处理仓促中结束。毛泽东真正掌权的遵义会议后，中央于1935年3月31日的电报中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做的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夏曦应继续留在领导机关工作。”夏曦在受到批评以后，先被分配做地方工作，后到六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根据中央电报指示，他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军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毛泽东对这位“极能做事”的同学，参加过新民学会、南昌起义的1921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夏曦，十分推崇，在他牺牲后，毛泽东曾给夏曦父亲夏墀燮先生写信：“东与曼伯，少同砚讨，长共驱驰，曼伯未完之事，亦东之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