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奇女卢葆华
在贵州20世纪前半叶的文坛中，有一位鲜为人知、但不应被忘却的女子——卢葆华。
卢葆华（1903～194？），名夔凤，字韵秋，遵义县人。这是一位极富才情、极有个性的女性。其父卢铭尊，是清末秀才，饱读诗书，长于章句学问，对于诗词及法律经史也颇有研究。民国初年离开四川夔府县衙任内，隐居遵义，以教导青年为唯一任务，“黔中名士，大半出自吾门”。卢葆华是父母唯一的孩子（其弟幼年夭折），所以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悉心培养，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文学熏陶，更受到其父人生“第一要义是为国家社会努力”思想的深刻影响。民国六年（1917年）她就读于遵义新城第二女校时，就表现出极强的叛逆性格：“当时女生尚无制服规定，花衣绣裳，悉听其便。而余则作男孩装，蓝竹布长衫，黑缎背心，雅素整洁而已。”她曾从同学处得到《鉴湖女侠》一书，“一览而尽，深羡秋瑾之惊人事业”，并作诗以表达景仰之情。1919年6月，“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遵义后，遵义各学校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行动，罢课集会，登台演讲。其中以女子师范学堂学生卢夔凤、张淑芳的演讲最为动人。对此，卢葆华在其《飘零人自传》中也有记述：“后廿一条惨案发生，……邑中尚未开女生讲演之风，而以余为滥觞……当时听众，以好奇心致，颇因余引起民众之注意，余于慷慨激昂情绪之下，取右四指上金戒子一枚，以为救国捐之倡，听众更为感动。因此，社会对余之印象极佳！”女师毕业后，1923年（民国十二年），她迫于父母之命，嫁给指腹为婚的表兄赵文特。赵与她的志趣相去甚远，她既要恪守双亲“善事夫子”的教训，又不甘于“红袖添香伴读书”的生活，精神上十分痛苦。婚后第二年，她得到公费送至贵阳妇婴医科讲习 [gzsohu_page_end_1] 所， 一面学习，一面在达德、淑慎、乐群等学校授课，以负担起家庭的经济责任。1928年，离家至上海，求读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中国文学系；1930年因该校被封，转而入上海艺术大学，用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四年的课程，“两校之各名教授鲁迅王独清等都以余名列前茅”。
1931年她供职上海市教育局，并为上海晚报副刊撰稿。在此期间，与昔日追求她多年的同乡刘健群（时为国民党政要）过从甚密，终于不顾父母要“断绝父女关系”的强烈反对，与丈夫离婚，与刘结婚。但婚后不久，卢葆华就发现刘并未与其妻离婚，欺骗了她。她立即愤而出走。1932年移居杭州，此时她的父亲逝世于遵义。她十分内疚，从此独自一人，以写作、教书的收入，维持母亲及三个孩子的生计，饱受生活煎熬。她曾在《哭父》（1933年）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不敢多制一件新衣，我不敢要买我要买的书，我不敢例外地浪费一丝一毫。这并非我的吝啬，实在是来处不易，我没有能力找得多数的钱。……我是鞭笞我病弱的身体去从事文学，心不旁骛，我是刻苦地积蓄着钱，我为责任而寄钱回家去。……”“七七事变”后，卢葆华“扶母携孤流寓昆明”，仍以写作、教书为生。此时，又遭遇比她年轻六岁的马曜以断左手小指为誓的狂热追求，因感动于马的痴情，于1939年8月与之结婚。但不幸的是，1940年10月，在事前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马曜不辞而别，从此音讯渺无。如此极为不幸的人生经历，生活负担的极为沉重，使她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贫病交加，大约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卢葆华终于客死于昆明。
她的处女作为新诗集《血泪》（杭州苍山书店，1932年8月），是用新诗记述过去之血泪史，将来之期望，现在之祈求，不管是痛哭和欢笑，不管是血和泪，全都表达于笔端。卢葆华认为，她的28年是生活于血、泪的漩涡之中。著名学者吴宓当时评论这本诗集：“作者痛苦悲哀之际所发之号呼。真挚明显，极不易得”。此后，她出版的其他作品，如小说《抗争》（1932年11月）、旧体诗集《飘零集》（1933年1月）、旧体词集《相思词》（1933年4月）、散文集《哭父》（1933年8月）和文言体自传《飘零人自传》（1945年11月）等，也都是记录她自己坎坷而悲惨的一生。她的《飘零人自传》，1942年7月31日完成于云南下关西大街玉顺客店，这大约是她最后的著作了。到1945年11月此书由重庆说文社出版部出版时，她也许已经离开了人世。
她的小说《抗争》是一部自传性十分突出的小说，著于1931年，约三万字。1932年10月杭州苍山书店交由浙江印刷公司排印，同年11月出版，以后又在青岛、杭州再版。小说中，女主人公江绯娜的经历，几乎就是作家自己真实的人生经历。而男主人公刘建群，则连姓名、官职也一字未改，直指出现在卢葆华生活中、欺骗她、并给她以极大伤害的“爱情的叛徒”、国民党政要刘健群其人。卢葆华在回顾自己创作这部小说时说：“我借报以自诉，并为其他妇女代鸣不平。”小说中，这种意图的确是明白无误的。卢葆华对江绯娜的形象，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在对于女主人公的爱情、婚姻的描写中，处处着力于表现她的坚强性格、独立人格和抗争精神。
据卢葆华在《飘零人自传》中的记述：“余上半生，遭逢不遇，缘自卑者轻，而用情于妇女之被欺骗者重，乃写抗争，发表于上海晚报，此民国二十年十月事也。……初为青岛平民日报转载，继则杭州三江日报亦转载，天津大公报文副亦撰文批评，更则引起沪杭各报之讨论。……对余同情者多，访余住址者亦复不少。”可见这篇小说在当时影响颇大。小说的上篇在报上连载发表后，因反响强烈，引起了小说中男主人公原型的愤怒，“某社长因恐开罪于刘君健群，特多方警告停止登载。”故下篇未能在报上发表。当时，刘健群是军政部长何应钦（贵州人）的亲信。为此，卢葆华愤怒地说：“余以为专制时代，始无思想言论著作之自由，专制帝王始有禁止思想言论著作之权威，不图当时——民国二十年——刘君仅一军政部参事兼行营秘书主任，在此提倡自由著作之国家，而竟有此权力。吁！可叹矣！”
这部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功，显示出卢葆华小说创作方面的才华。这在三十年代的贵州文坛上，是一个鲜见的特例。据当时杭州浙江印刷公司的出版预告，卢葆华尚有《卢葆华女士论文集》、《游记》、《情书》、短篇小说集《时代的转动》等作品，即将由该公司出版。可惜的是，我们至今无缘得见这些作品。这些书，是根本就未出版呢，还是因印数少、时局动荡而散佚？也是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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