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先艾(1906-1994),贵州遵义人。出生清末名门，自曾祖父始，累代皆有功名。祖父官至道员，清同治八年 (1869)奉办“遵义教案”有功，加赏布政使衔。父蹇念恒，举人，曾任今越西等县知县。
 光绪三十二年〔1906)9月12日，蹇先艾出生于县署，辛亥革命时随父母返回遵义。蹇先艾敏捷好学，童年喜爱观赏鸟语花香的故乡景色，亦好听家中老仆人讲《三国演义》故事。稍长，入私塾，且于其父指导下读古文，联句作诗，十来岁能作古体诗。以后发表旧体诗，多用笔名萧然。民国8年(1919年)冬，蹇先艾至北京读书，先后就读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北京师范大学附中。
民国20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学院经济系，获法学学士学位。时值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新文化刊物相继发行。蹇先艾于孤寂生活之中，以读书写作为乐，逐渐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民国11年，于师大附中与朱大南、李健吾创办 “曦社”文学团体，办《爝火》文学刊物。次年，发表新诗《二闸舟中》和小说处女作《人力车夫》。
民国15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常与朱自清、王统照、徐志摩、沈从文等名家交往。此后，在《晨报副刊》、《小说月报》和《文学》等多家报刊上发表作品。任北平松坡图书馆编纂主任时，兼授弘文学院《文学概念》和女子中学《国文》课。赛先艾自感所写作品题材狭窄，描写琐碎，于是利用学术交流机会至山东农村考察民情。民国25年，于鲁迅发起的《中国文学工作者宣言》上签字。由于连续发表反映贵州民间疾苦的小说《水葬》、《到家》等，被鲁迅誉为乡土文学家。蹇先艾还翻译出版《美国短篇小说集》。抗日战争爆发后，蹇先艾由北平携眷返黔。
民国27年(1938年)春，因不满贵阳文坛沉闷的气氛，与谢六逸等发起成立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当选为理事，于《贵州晨报》编《每周文艺》副刊，以杂文、诗歌、短评等形式唤醒民众，鼓舞抗日救亡斗志。次年2月，日本飞机轰炸贵阳，《贵州晨报》社被毁，《每周文艺》停刊。民国31年起，历任贵阳省立高中教员，遵义师范学校校长，贵州大学和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等职。民国34年3月，主编《贵州日报》《新垒》副刊，团结省内外作家，继续以文学艺术作品，鼓舞民众。蹇先艾为人清廉、正直。任遵师校长时，月薪难以维持家计。当时，师范学生享受公费待遇，一般校长吃学生空缺多达十数人(其中要以一部分到贵阳送礼)，会计劝其吃空缺，蹇先艾坚持不肯。为维持生计，只得将北平运回的《鲁迅全集》出售，补助家庭生活。抗战胜利后，目睹当局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实行独裁统治的现状，蹇先艾加入“教授会”，任干事，支持学生“争和平、争民主，反内战、反独裁”和“反饥饿、反迫害”等政治斗争，并以《新垒》为阵地，巧妙地发表揭露国统区黑暗、争取民主权利内容的作品，公开为革命作家茅盾撰写50寿辰祝贺文章，推荐英国作家约翰·雷特描写十月革命的著作。当局予以注意，不是令其更换标题，就是强令抹去作家署名。蹇先艾抗议无效，于民国37年辞职，停办《新垒》。 1949年后，贵州省成立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蹇先艾任副主席，主持《贵州文艺》出版。
1953年蹇先艾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贵州省文化局局长、民盟中央委员、民盟贵州省委副主任委员、中国文联委员、贵州省文联主席、政协贵州省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和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83年、 1986年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加拿大和印度。写作之余，常对青年作者的作品进行评阅，为之作序，鼓励上进;对贵州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亦予热情关注。蹇先艾的短篇小说集有《朝雾》、《一位英雄》、《酒家》、《还乡集》、一《踌躇集》、《乡间的悲剧》、《盐的故事》、《幸福》、《倔强的女人》，散文集有《城下集》、《离散集》、《乡谈集》、《新芽集》、《苗岭集》，约350万字，新诗近70首。文风简朴，乡土气息浓郁，被称为我国五四运动以来于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卓越的短篇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 1994年10月26日病逝贵阳，时年88岁。
乡土文学家
在轰轰烈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贵州这个偏远省份走出来的作家可谓寥若晨星。而蹇先艾的存在无疑让我们感到些许欣慰。尽管“地域性”是其作品的一个重要倾向,但他显然不是一个为地域所限宥的作家,在文坛高手如云的二三十年代,他出道不久便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时至今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及其小说读本中,蹇先艾和他的小说仍然不可或缺。可以说,他是贵州上世纪上半叶取得成就最高的作家。
蹇先艾的成名不得不归功于他的小说《水葬》。《水葬》是抨击传统旧文化思想的力作。小说描写了一出阿Ｑ式的人性悲剧。悲剧上演于民国时期，文明之风已渐入乡村僻土。循规蹈矩，安守本分，听见脏话要恼怒、要脸红的"文明"的桐村人，仍保留着"德治文化"的衣钵，对小偷处以"水葬"的酷刑。村民们几乎集体无意识地循守着祖先留下的这一陈规陋习。面对他们的乡亲骆毛将成为酷刑的牺牲品的命运，人们无动于衷。相反，却关心着骆毛的死法---捆上石头沉入水里。蹇先艾沉痛地写出了传统思想对村民人性的扭曲和灵魂的麻痹。为了能目睹道德对邪恶的惩罚，从"水葬"的热闹盛事中获得一次低级的感官刺激，全村上下，无论男女长幼，前呼后拥，兴高采烈，跟着挤着看热闹。而骆毛同样愚昧麻木，死到临头，灵魂没有一丝震动，也许在他的潜意识中，并不否认"德治文化"的合理性，所以，他才能理直气壮地用"老子今年三十一！再过几十年，又不是一条好汉吗"类似阿Ｑ的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只有想到母亲的无人赡养，才有了一点人性的踌躇与忧虑。悲剧的深刻性在于，人们被传统意识摆布却不自觉，人的命运被陋习主宰还要欣赏和顺从这命运的镣铐。这是一种自虐性的人性变态,这又是现代贵州社会的普遍现实。小说写到的唯一的人性亮点，是骆毛死后不知情的骆毛母亲倚门望子，苦苦等待着儿子的归来,却不知她的儿子已葬身水底。这点亮色恰恰反衬了人性扭曲的丑陋，更显作者内心哀痛的深重。有人以为,此文的内涵不仅指向对旧习俗、对精神麻木的批判,而且是对深层人性的揭示和批判。鉴于此,《水葬》不仅是蹇先艾的成名作,亦应视为其代表作。鲁迅先生对《水葬》有一段著名点评：“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这一中肯的点评无疑扩大了蹇先艾的知名度。《在贵州道上》是蹇先艾另一篇代表性作品。作家以冷静的笔调刻划了贵州山道的险峻、山民生活的困苦及其蒙昧的精神状态。人与环境均属于或处于一种特别而极端的状况,读后留给人们的印象自然极为深刻。
与沈从文笔下神奇绚烂的湘西不同，在蹇先艾笔下，蹇先艾幼时的故乡黔北的风土人情并不是透露着史前原生状态的天成的气息，而处处透露着作者对于自己的故土和乡民的悲悯之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蹇先艾以其笔下塑造的贵州这一远离文化中心的蛮荒之地的真实处境自成一家，成为了贵州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最佳叙述者和代言人。当现代史上的贵州的面影已经模糊到让人觉得遥远的时候，在蹇先艾笔下得以活生生地保存的黔北世界，更加具有珍贵的文化历史价值。与一般的乡土文学一样，如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所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蹇先艾的小说，也处处可以看到文字背后"隐现着乡愁"。但是，作为文学研究会重要的乡土小说作家，坚持人生派写实小说路线的蹇先艾，对于乡愁却有着与许多人不同的表现方式。在蹇先艾这里，看不到对于边地贵州的奇风异俗的猎奇性的展示，或者对于故乡风物的浪漫主义的文化想象，蹇先艾没有像沈从文那样为读者创造一个湘西那样纯净的世界。他只是一个忠实的叙述者，他用他白描式的笔法，记录下了现代贵州封闭落后的现实和边地人民麻木痴顽。在这里没有神奇的想象，没有世外桃源般的隐逸闲雅，只有贵州边地人民三教九流的真实灵魂。但是同时，一如我们怀想儿时的故乡，陈旧的东西固然可以戴上古朴的光辉，怀旧的心绪可以抹去现实的不堪，蹇先艾同时又能够在保持了淳朴民风的贵州劳动人民的身上找到最原始的人性人情的光辉，平衡现实主义创作所揭露的脓疮给读者的沉重和压抑。蹇先艾始终缺乏一种残酷的创作才能，尽管他可能始终没有看到前途的光明，但他的笔触却自然地捕捉到了山区人民的真淳，以至于虽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白描和甚至略为琐碎的细节铺写，冷静的叙述语调，也无法掩盖文中透露出的淡淡乡愁和对于故乡人民的悲悯情怀。蹇先艾叙述了贵州，我们为何又不能说是贵州选择了她的儿子蹇先艾来叙述自己呢？
贵州，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上，是处于历史和文化的叙述之外的。贵州长期以来不过是一个符号，只是代表着一片神秘的地域，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道及刘禹锡贬播州（今贵州遵义），即称播州"非人所居"。事实上也是直到明代大儒王阳明贬龙场（今贵州修文），贵州这个名字才真正不再仅仅是一个边地的名字，而开始出现在中国文化的场域中。但贵州仍然是一个经济文化极端落后，人民愚昧封闭的地区，贵州与外界的交往，似乎也由于重山的阻隔而步履维艰。贵州人文化上的荒漠化状态，他们仍然没有掌握自我叙述的权利，仍然不断地被叙述，被误读，仍然还是一些游客贬官，留下一些脚步，抛下几声感叹，用外人的眼光，来打量着贵州这饱受苦难的土地和她的人民。总之，贵州在呼唤着她的代言人，经过了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一些贵州文士的进入中国文化中心，特别是五四以后周作人等人所鼓吹的"民族的更是世界的"，更受到鲁迅创作实绩的鼓励，乡土小说蔚然成风，面向自己曾经生长的那片土地具有了绝对的合法性，贵州所召唤的那个具有现代眼光也就是五四新文化精神并热爱贵州生长于贵州的代言人便历史地选定了蹇先艾。十三岁离开贵州，求学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后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系的蹇先艾具有所有这些作为贵州和贵州文化代言人的条件，也决定了蹇先艾的基本叙述风格和倾向。
蹇先艾是一个乡土情结很深的文人，有的评论家甚至称其为一个"纯粹的乡土型文人"，这从蹇先艾小说中对话人物均采用贵州方言，甚至作者的叙述中也时时采用贵州的方言土语可见一斑，但要说蹇先艾是一个纯粹的乡土型文人，恐怕事情也不那么简单，而且也不好确定。浓郁悠长的乡情，牵惹出一部部诚挚的创作，这些以贵州为背景题材的乡土小说，目光一例是投向满目疮痍的故土，带着哀伤与痛苦，带着蹇先艾的悲悯，叙述出乡亲们的愚昧、麻木，给读者留下了一部形象化的贵州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蹇先艾的笔调是冷静的，叙述很简朴，富有贵州地方特色，在他的笔下，展示给读者贵州的军阀政权、烟盐经济带来的贫穷落后，描绘了崇山峻岭、深沟险壑里崎岖山路上艰难谋生的轿夫、盐巴客的身影。他的笔下集中了现代贵州各种阶层,各种身份地位的社会角色：贫困潦倒的农民、天真勇敢的知识分子、艰辛愚昧的轿夫、奸滑狡诈的商人、虚伪庸俗的官吏、凶狠残忍的军警土匪等等。写尽了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军阀统治与烟盐经济桎梏下的哀乐苦痛、生死兴衰，构成了一幅立体的20世纪上半叶贵州地方社会的现实图景--军阀混战，鸦片泛滥，军匪成患，环境险恶，经济凋敞，民不聊生。有的时候，蹇先艾实在是太沉迷于他笔下的贵州的世界了，或者说他太沉迷于他所深爱的贵州了，以至于他舍不得抛开原汁原味的贵州方言，小说中充满了生动的各种俗语，都是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用语，体现着贵州人民的机智和幽默，也给蹇先艾的小说注入了幽默的因素，使得坚持写实，社会批判的锋芒不露于外的蹇先艾的小说，仍具有较强的讽刺功用。但是，语言的障碍或者说这背后隐藏的对于贵州文化和语言的过于偏执的爱好，也阻碍了蹇先艾的进一步开拓，尤其是直接影响了非西南官话区的读者对于他的小说的阅读。在他的小说里，熟悉贵州方言的读者固然可以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在对话，悬揣着每一个人物的音容笑貌，倍感亲切，但对于一个翻开来什么都看不懂的外地读者，那就太过于艰涩，味同嚼蜡了。
戏剧批评家
多数人只知道蹇先艾是小说家，不知他同时也是戏剧批评家。蹇先艾在北京读师大附中时，受同班同学李健吾的影响，成了一个戏迷，看了不少戏。他说：“我是从民国九年就开始‘看'剧的”，“最初看的是北平各学校游艺会的话剧，与爱美剧团的公演”，“后来是看蒲伯英先生主持的人艺戏剧团专门学校的公演。直到艺术学校戏剧系学生的公演为止，每场必在，从来没有间断过”，“民国二十年以后，我的戏剧兴趣，忽然转到旧剧这方面来了。从‘富连城'、‘戏曲学校'一直到梅、尚、程、荀、余、马、谭、王先后听了五六年。北平的名角，差不多都听遍了”，就是日本人进了北京，他已购好南下的车票，准备回贵州的前一天晚上（1937年9月18日），还去听了杨小楼的《长板坡》，可见其痴迷的程度。除了听戏，蹇先艾还演过戏：1939年元旦，他在贵州修文高中任教时，组织学生演出宣传抗日的话剧《通行证》，除担任该剧导演外，还粉墨登场饰演“士兵高桥”。所以说蹇先艾的戏剧批评是一个行家的批评。
蹇先艾的戏剧批评活动不晚于1938年。回贵阳后，他应谢六逸之邀，于2月与李青崖、齐同、张梦麟、高滔、田君亮、刘熏宇联合组织每周文艺社，创办《每周文艺》（即《贵州晨报》副刊，后该报更名为贵阳版《中央日报》，该刊也更名为《文艺周刊》）。这个副刊由谢六逸任主编、经常刊登戏剧批评文章，还展开过一场有关戏剧的辩论，蹇先艾、张梦麟、齐同是写得较多的几位。“贵阳文协”成立后，蹇先艾和谢六逸被选为全国理事。有人讽刺蹇先艾不懂戏，他就讥讽说：“但作为一个‘高明的看客'，我却毫不推辞，因为听了这么多年的戏，难道欣赏力都没有一点么”。
1941年蹇先艾看到遵义的“血痕”、“铁犁”、“浙大”等剧团排演的是《雷雨》、《日出》、《蠢货》、《可怜的裴迦》等国内外名剧，而且讲的是国语，这些剧目很不适合乡下人的口味；加上革命形势的发展，抗战戏剧运动已由城市深入到农村，必须要有服务于农民观众的抗战剧目，蹇先艾就在《从听戏说到乡下演戏》一文中，对当时的抗战戏剧运动，尤其是抗战剧本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蹇先艾曾说：“从宣传的工作这一点来说，文艺工作者目前已变成和前线的兵卒一样重要的战士了，一支笔便是一个作者很犀利的武器”（《一个新的战斗的堡垒?为贵阳文协分会作》）。可见蹇先艾的《从听戏说到乡下演戏》是为着抗战的目的，是他作为贵阳文协领导人对贵州戏剧运动的指导性意见，也是他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戏剧批评文学的一大贡献。 1944年底“桂柳大撤退”后，国内著名的众多文艺团体、文艺家纷纷疏散到贵州。田汉还来拜访蹇先艾，向他了解贵州现状以便开展活动。蹇先艾就请田汉在铜像台（主黔军阀周西城的立姿铜像）附近的打铜街（今喷水池贯城河边）一家专卖炖鸡饭的小店吃“培养正气鸡”。因食客多，为防插队店主便在门前挂一牌，上书“培养正气”。此鸡由此得名。1949年后田汉重返贵阳，约蹇先艾再去品尝，可惜物非人亦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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