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是由“多元”合为“一体”的。当汉文化在中原崛起之时，边疆也出现多种民族文化，“西南夷”中的夜郎文化便是其中之一。历史上所谓“西南夷”，是泛指云贵高原与川西的古老民族。夜郎文化是西南民族文化的代表。可是，到了西汉河平年间(前28～25年)，夜郎灭亡了，这古老的文明竟从此失落，成为千古之谜。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寻找这失落的文明。学者们根据史书作出了一个基本判断：既然是“平南夷置郡”，那么，郡的范围就应当是夜郎的故土。郡既在巴蜀（巴为今重庆一带，蜀为今成都一带）以南，滇国（今云南）以东，荆楚（今湖南、湖北）以西，南越(今广东、广西)以北，非贵州之地莫属。不过，古夜郎的地域与今天的贵州并不完全重合，它应包括贵州的大部分与滇东及桂西北，虽然学术界对某些问题有分歧，但贵州是夜郎的腹心地带是可以肯定的。夜郎存在的时间大约是在春秋战国至西汉，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坐标。在这个时间与空间范围内，贵州有若干关于夜郎的历史遗迹。
《史记》记载夜郎最大的特征是“耕田，有邑聚”，考古发掘证实了贵州当时确有较发达的农耕文化。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贵州威宁中水大河湾发现了碳化的稻谷堆积层，赫章可乐墓中也有稻谷遗存。在兴义汉墓中，发现了水田池塘模型和水稻田模型。普安铜鼓山和威宁中水出土了牛、羊、猪、狗的遗骸，而黔西汉墓中又出土了陶猪、陶羊、陶公鸡。有趣的是，陶猪的形状与现在赫章“可乐猪”颇为相似。这些信息告诉我们，“耕田”确有其事。至于“有邑聚”的事，更是确凿无疑，因为在普安铜鼓山和毕节青场发现了房屋遗址，在赫章可乐墓中出土了一件“干栏”式建筑模型。最有力的证据是这里出土的大批陶器，包括各种陶制用品及陶纺轮、井架模型。这些都是定居的产物，因为易损，游荡不定的民族是不可能使用的。
在贵州赫章县的可乐还发现了一大批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土坑墓，葬式非常奇特，是把铜釜或铁釜套在死者的头上和脚上，或将釜置于死者的脚下，称为“套头葬”。这样的葬式，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未发现，可以视为神秘、古老的夜郎文化。还有饕餮纹无胡铜戈、青铜箭镞、一字格曲刃铜剑、铜柄铁剑、心形纹铜钺、无胡铜戈、蛇头茎首铜剑、牛头形铜带钩和鲵鱼形铜带钩，显然都不是中原或巴蜀器物，说明这里有一种“异质文化”存在。
尽管其中有一部分与“滇”式相仿佛，但也不足为怪，因为滇东也同属夜郎故土。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普安铜鼓山遗址作了明确回答。在这里发现了45件制造铜器的石模、石范，3件陶坩埚，还有铜粒、铜条，说明当时夜郎已经能够铸造铜器了。铜鼓又是一条重要线索，它是夜郎与其他南方民族共有的文化特征。犹如中原以鼎为礼器一样。
南方民族普遍使用铜鼓。据研究，它是由铜釜演变而来，起初可能是做烹煮之用，后来才成为乐器、祭器和礼器。铜鼓形如烘篮，面平中空，腰部收缩，鼓壁薄而有花纹，敲击铿锵有声，铸造技术至今尚未完全揭秘。在贵州，出土了铜釜、釜改铜鼓，还有一件上面铸有“羽人竞渡”图案的铜鼓，由此可以清楚地看见由釜演变为鼓的发展脉络。在往后的历史中，贵州民间尚鼓之风，世代相袭。遵义型铜鼓和麻江型铜鼓是中国铜鼓史上的两个标准器型。
还有一种文化现象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在威宁中水出土的陶器上，留存了多种刻画符号。研究者把它与西安半坡村出土的陶纹进行对比，认为这是文字的萌芽形态。虽然至今没有人懂得它的读音和含义，但却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夜郎文字正处萌动时期。贵州部分少数民族至今仍保存和使用着古老文字，如彝文和水书，究竟与这些刻画符号有无关系，也是一个千古之谜。
和夜郎一样，古代的滇国在历史上消失了，巴国与蜀国也不复存在。但文化的土壤和文化传承仍然存在，所以，人们把云南文化称为“滇文化”，把四川文化称为“巴蜀文化”。同样，在夜郎故土上产生和形成的许多神奇、古朴、独特的文化现象，都可概括为“夜郎文化”。夜郎文化有许多还埋藏在地底，有待人们去发掘。但夜郎文化确实存在于我们的身边，等待着我们去关注、去发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