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牛舞”是贵州天柱侗族人民传统的舞蹈形式之一。流传在天柱县蓝田、邦洞、凤城镇以及社学乡和渡马乡，当地称之为“放地牯牛”或“车地牯牛”，以模拟牛打架为舞蹈内容，采取边歌边舞的表演形式。斗牛舞的主要道具为帕子、枕头、箩筐、阴钱，伴奏的乐器有锣、鼓、牛角和海螺之类。活动时间一般是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午夜和七月十一至十五日午夜。届时，男女老少举着松明火把，集中到某一家的堂屋或空旷平坦的晒谷坪上，敲锣打鼓，鸣角吹螺，齐唱（斗牛歌）：呜啷—冬火浅，选头好牛来耕田。打赢那个留做种，打输那个杀来煮。用帕子将两个男青年的眼睛蒙住，让他们双膝跪地，上身前倾下匍，掌心着地，扮演“地枯牛”进行激烈交战。若“地牯牛”的前方有坚硬的障碍物则用枕头遮盖，若不败而出线者，则用箩筐挡住。并规定双方都不准用手抓拳打或脚踢，只允许碰、掀、扳、推、捺、顶、撬、滚等八个基本动作。表演到精彩处，往往掌声雷动，欢声如潮，给侗家山寨增添了欢乐的节日气氛。 border=0>侗族斗牛舞既不同于委内瑞拉的“摔牛”活动，也不同于西班牙的“斗牛”游戏。委内瑞拉和西班牙的“斗牛”是人与牛斗，他们斗的对象是凶猛无比的公牛，与侗族斗牛舞具有本质的差别。前者属滑稽的娱乐性游戏范畴，后者属严肃古朴的舞蹈艺术范畴。关于侗族斗牛舞的起源问题，我们只有到历史悠久的“牛文化”或者更为广阔的农耕文化大背景中去寻求解答。
侗族举凡与“牛文化”有关的“斗牛节”、“舞春牛”、“送春牛”、“牛王节”、“敬牛栏菩萨”等民俗活动和俯拾即是的牛的神话传说故事，无不与农耕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尤其是“斗牛”习俗与农田耕作的关系更为密切。只要追溯它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轨迹，我们就不难发现“斗牛舞”的起源，因为这一舞蹈形式完全是“斗牛”习俗再现。
侗族地区的“斗牛”习俗由来已久，世代传承。每年二月或八月逢亥日即为“斗牛节”，亦有的地区是重阳（即九月初九），传说这是保家牛战胜犀牛的日子。《贵州通志》载：侗家“俗尚斗牛，先以重货购大牛，饭之使肥，届冬则择日各牵牛出斗。千百为群，奔腾跳掷，必胜负分然后止。”足见其活动规模之大，盛况空前。乃至今日，石洞、水洞、黄桥、都岭一带“斗牛”习俗依然存在。
牛耕仪式早在周代便已形成民俗保存下来。传说周朝“立春”的前一天，要在郊外设祭供土牛（民间称之为“春牛”），让人扮演勾芒神举鞭击之，意为鞭打“春牛”的懒惰，夺取当年的丰收。周天子还要选择“元旦祈谷于上帝，亲载耒耜，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直到金初，我国北方仍有“击土牛”的风俗。近现代以降，侗族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汉族的这一风俗逐渐演变成了跳“春牛舞”活动。别具一格的侗族“春牛舞”，以竹蔑和白布编制象征性的“春牛”，由两个人舞动，扮演耕作的人则跟在“春牛”的身后载歌载舞，表演春耕的劳动情景。由再现春耕生产方式，进而模仿牛的生活习性，于是便产生了“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的《葛天氏之乐》和妙趣横生的“斗牛舞”。秦汉时期盛行“角抵戏”，斗牛舞乃角抵戏之列，它与“倡优舞象”（《盐铁论））一样，同属于假形舞蹈，具有较广泛的社会性和群众性。侗族民间谚语说：“吃油记得茶油树，吃饭记得牛功劳。”斗牛不仅能使人们赏心悦目，还给人们提供了辨别耕牛优劣，学习、交流选择耕牛经验的机会。斗牛时牛的胜负还被侗族人民用来观察、衡量某一村寨重不重视农业生产、懂不懂生产知识的标准。所以斗胜之牛冠以“牛王”、“碰王”等各种誉称，要披红掛彩，畅饮高歌，“吹笙置酒以乐”，荣耀无比。模仿斗牛习俗的“斗牛舞”，一方面能省娱娱人，另一方面则能强身健体。正因为这样，《牂牁苗杂咏》才留下了“习得少林身手好，逢人夸说打牛归”的千秋佳话。 “斗牛”习俗的原生文化内函—即崇拜牛的力量，以及选择耕牛，举行“斗牛”活动的动机目的——为了春耕和庆祝丰收。概而言之，“斗牛”是寨与寨之间全力以赴地较量生产力的高低强弱。因为把耕牛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犁耕文化，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比以“刀耕火种”为主要内涵的锄掘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斗牛”习俗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侗族“斗牛舞”便是由这一丰厚的文化背景脱胎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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