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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历史（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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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人：admin添加时间：2006/2/21 21:23:07 浏览量：7177 | |||||||||||
1.贵州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辉煌。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总以为贵州自古是“不毛之地”“历史空白”。自从1964年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试掘了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发现了大批旧石器时代的遗物,贵州历史的线索,突然向前延伸二三十万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经过二三十年的考古发现,现已知道,贵州“旧石器时代”(即使用比较粗糙的打击石器,采集和渔猎的时代)文化比较光彩。旧石器时代分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贵州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不仅是我国长江以南材料最丰富、最具有代表性的古文化遗址,而且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三个重要类型之一,它与北京周口店文化、陕西西侯度文化三足鼎立。中期:有桐梓岩灰洞文化遗址,是南方少见的遗址之一,是长江以南地区最先用火的地方。中期还有盘县大洞文化遗址,被列为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其规模在国内外都是极罕见的。还有水城硝灰洞遗址,这里发现的“水城人”开创的“锐棱砸击法”,是旧石器的新式技术,在国内外考古发现中占重要地位。旧石器晚期:有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等遗址,形成贵州旧石器时代重要的区域性特征。从全国来看,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骨器和角器是不多的,而贵州的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桐梓马鞍山、六枝桃花洞、安龙观音洞却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骨器角器,无论其数量、类型、工艺技术及成品的精美,都是全国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有历史学家说,它是“独领风骚数万年”。 贵州考古的重要发现,表明云贵高原可能是“人类起源的摇篮”之一。过去不仅外界不了解,我们自己也不了解。记得我在福建读小学时,从课本里就知道周口店文化。但是我在贵州工作几十年,而且是做新闻工作的,很长时间里就不知道黔西观音洞文化的价值。贵州历史不为人知的地方太多。我想至少应该像中国人知道周口店那样,贵州人也应该知道黔西观音洞等等古文化吧。 2.关于夜郎文化。 贵州既然背了多少年代的“夜郎自大”的包袱,讲贵州历史,实在应该讲讲夜郎。夜郎是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出现在祖国西南地区的以夜郎为名的地方政权。古代夜郎,有广义和狭义两个不同概念。广义的夜郎,包括除去黔东北一部分地带之外的今贵州全部地方,还包括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川南一部分。狭义的夜郎,具体就是指夜郎国,包括今贵州毕节、安顺、兴义、六盘水,云南昭通、曲靖,四川宜宾地区和广西西北部凌云一带,即所谓大夜郎国。 我们不是研究夜郎文化的专家,关于夜郎的许多历史争论,比如夜郎的范围、夜郎的政治中心、夜郎初建何年、夜郎内外的民族关系等等,应该让历史家和考古发现去解决。但是有两点是应该肯定的:一是“夜郎最大”;二是夜郎属于“耕田,有邑聚”类型的社会。这不仅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而且有多年考古发现证明。 《史记·西南夷列传》第一句话便是:“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里的“西南夷”,是一个总称,包括“西夷”和“南夷”两部分。“西夷”指今四川阿坝、甘孜、雅安、凉山、昌都地区。“南夷”是今贵州和云南及桂西北。西南夷包括许多部族国家或政权,其中夜郎国最大。“西南夷”按他们的经济状况而言,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夜郎、滇、邛都(在今四川西昌)属于“耕田,有邑聚”的类型,也就是以农业为主,耕田而且不少是水田。第二句所谓“有邑聚”,古代称国为“邑”,也指城市。“有邑聚”就是已形成人口聚居的村落和城镇雏形。所以,夜郎是有城镇的,是农耕社会,是西南夷各类型社会中,发展水平最高的一种。西南夷其他两类,一是“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即游牧为生,没有固定的长官和住处。一是“或土著,或移徙”,即有的农耕,有的游牧。 夜郎的面貌,多年考古发掘已经渐渐揭开了神秘面纱。最近,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把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出土文物,编辑出版了一本大型的图册,名叫《触摸夜郎魂》,非常精美,很形象,具有严格的科学性,由史继忠研究员配文字解说,文字也十分通俗生动,可读性强。这本画册,让人觉得“夜郎魂”是摸得着、感觉得到的。比如里面一幅兴义万屯汉墓出土的“水塘稻田模型”彩色图片,它是一浅圆形陶盆,一半是阡陌相连的水田,并刻有一行行的水稻模样;另一半是池塘,造型有盛开的荷花,水中鱼儿悠然游动,岸边树木呈摇曳状;水田与池塘之间,有控制水流的闸门模型,上面立一只水鸟。这个从汉墓中发掘出来的模型,是一幅充满田园韵味的图景,生动地证明夜郎“耕田”的水平。司马迁说夜郎“有邑聚”,这也有出土文物作证。普安铜鼓山有房屋遗址、灶及陶窑,毕节青场瓦窑遗址中也发现两座房屋遗址,赫章可乐汉墓中发现“干栏”式房屋模型。所谓“干栏”式建筑,就是楼上住人,楼下养牲口或堆放东西,至今贵州有些少数民族还沿袭使用。这些考古发现,都是夜郎“有邑聚”的确凿证据。出土许多陶器是夜郎人定居的标志,因为陶器易破碎,是不适宜迁徙无常的人们使用的。陶器中还有许多陶猪、陶羊、陶公鸡,据说黔西出土的陶猪形状与“可乐猪”相似。陶器中还有陶纺轮等器物,证明夜郎那时期已有纺织生产。出土的青铜器及坩埚、铜粒、铜条等,证明贵州本土汉代已可铸造铜器。所以,考古证明,在战国时期贵州确实存在过“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个夜郎文化,它是贵州古文明的一个重要部分和源头,在当时,虽然比黄河长江流域落后,但在西南地区,它的发展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3.汉武帝派唐蒙修夜郎道———中央王朝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开发贵州。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经把眼光略微看到贵州,这便是派常修五尺道,从今川南宜宾,入滇东北,进黔西北,过赫章、威宁,复入云南达曲靖。这条五尺道未完成,而且只是从黔西北边境擦肩而过。贵州第一次有规模的开发,应该算汉武帝派唐蒙开通夜郎道亦称南夷道,此举对古代贵州发展意义重大。 在二千多年前,从道这个地方(今四川宜宾)开一条通南夷的道路抵达江(今北盘江),打开了中央王朝从巴蜀经夜郎到南越(今广州)的一条西南通道。这是规模浩大、艰险异常的工程。唐蒙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奉命入夜郎,到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把路修成,历时18年。随着夜郎道的向前延伸,沿线先后设置了一些郡县和邮亭。这条路把夜郎与巴蜀腹心地带紧紧联系了起来,把今北盘江与今两广相联。唐蒙堪称古代开发贵州的先锋。贵州桐梓县境内有个蒙渡桥,相传就是后人纪念唐蒙而命名的。唐蒙是二千一百多年前为贵州山区修路的第一位贵州“交通厅长”。 随着夜郎道的开通,贵州经济政治状况有了一些突破性变化。在贵州设郡县,把贵州纳入中央统一领导体制。由近及远,逐步变羁縻为直接控制,派遣郡县守令,西汉中央政府还颁发给夜郎王王印。汉朝廷还在已修通的夜郎道上设置了邮亭,标志着中原的交通机构已推广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这些地区的人员流通和商业发展。配合郡县的设置和军队的驻防,还推行移民屯田政策,即《史记》所称的“募豪民,田南夷”。豪民大都是地主、商人,他们带来了垦殖的劳动力,以及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随着农牧业的发展,手工业也跟随着有所发展。从巴蜀传进来了开铁矿、铸铁器的劳力与技术。所以,汉代应该是贵州历史发展长河中值得称道的一个重要时期。 4.宋代南方买马使贵州首次卷入全国市场,这在贵州经济史上是值得一书的事。 贵州不少地方所产马匹,享有很高的声誉。但古代贵州除官马外,民间养马与农耕一样,都属自给自足经济,产品交易极不发达。马的输出只限于地方政权作为贡品进贡朝廷。这种状况在两宋时期尤其南宋后,曾发生过突破性的变化。 马在古代战争中是决定战斗力的要素之一。两宋王朝历三百多年,一直没有摆脱战争的困扰,辽、西夏、金、元相继入侵,贯穿整个宋代历史。长期的战争,特别是对付铁骑纵横的北方游牧民族,必须大量用马。北宋时期,马的来源主要在西北;随着北宋战争失利,马道梗阻,不得不在南方开辟马市。先是开四川马市,设置了泸州、叙永等处买马市场,所买的马称为“川马”。黔西北、黔北马便开始流入四川。南宋以后,北方马源断绝,川马不能满足需求,朝廷又开广西马市,从广西买的马称为“广马”。地接广西的黔西南以及安顺一带也就成为广西马源重要通道与基地之一。 这场南方买马从北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算起,延至南宋末(公元1279年),持续时间达二百余年,其中高潮期不下百余年。贵州卷入这场市场活动的地区,包括今天的黔北、黔西北、安顺地区以及黔西南等。除了卖贵州马外,还大量转卖云南大理马及其它滇马。这场持续百数十载的商品交易活动,对贵州封闭的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中央南方买马的经济刺激下,贵州养马及贩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机会。通过买马活动,密切了贵州与宋王朝的联系,密切了内地与边疆的交往。贵州在卖马过程中,与四川、广西等经济发达省份进行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成都的锦,四川、广东的食盐,内地的日用必需品,源源进入贵州境内。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物产也不断流向外地。可以想像,一千多年前,沉寂的贵州高原,一队队马帮赶着军马与驮马,携带着大批土特产品和外地产品,蹄声得得,奔走于崇山峻岭之间,是一派多么繁忙的商品交流景象。 一直到元朝,朝廷仍重视贵州马。元朝还在乌蒙高原设立了国家级牧场,成为全国当时十三个牧马场之一,可见贵州马业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 5.明代建立行省,在贵州发展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元代贵州分属于四川、云南、湖广三省管辖。明朝建立之后,云南仍在元朝所封的梁王的统治之下,不肯降服。朱元璋在全国形势稳定之后,决心武力统一云南。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派遣征南将军傅友德领30万大军进军云南。贵州为云南咽喉,在西南的战略地位凸显出来。平定云南捷报至京,朱元璋并不放心,他说“如蔼翠(明朝贵州鸭池河以西的黔西北地区土司称水西,蔼翠是水西彝族领袖,即著名的奢香夫人的丈夫)辈不尽服,虽有云南,亦难守也。”强调长久控制西南,巩固云南边防,必须稳定贵州。因此派重兵驻扎贵州,沿驿道先后设立二十余卫。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建立贵州都指挥使司,贵阳成为全省政治军事指挥中心。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建立了贵州布政使司,成为明代十三个行省之一。这好比说,贵州是先建立“省军区”,过三十多年才建立“省政府”。 建省对贵州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转折。从此,贵州的事情才正式作为一个省级单位提上了中央议事日程。贵州的经济、文化建设,再不是分割三省,而成为一个整体行政建制,统筹考虑,可以向中央发言。 贵州省形成的过程,实际上是“改土归流”过程。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改革土司统治管理,变为中央政府派“流官”管理,这是历史上少数民族地区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本来,元代大小土司数百家多集中在贵州这块土地上。贵州建省时,即将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流,设立思州、思南等八个府。以后又逐一建立都匀、安顺、贵阳、遵义、平越、大定、兴义等府。这个过程在清代雍正年间达到高潮。清代改土归流,重点是治理“苗疆”(即黔东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将过去尚未设流官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统一行政建制。结合“改土归流”,将原属四川的遵义府和乌撒府划归贵州,又将原属湖南的六卫及原属广西的红水河以北之地拨归贵州,从此确定了现今贵州的境域。“改土归流”打破了一个个土司割据的壁垒,建立起如同内地一样的府州县,将长期盛行的封建领主制摧毁,把土地和人民纳入国家“户籍”,代之以封建地主所有制,从而使贵州的社会经济向内地靠拢。从社会进步意义上讲,“改土归流”是顺乎历史潮流的措施,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在“改土归流”过程中,尤其雍正时期建立“苗疆六厅”(指黔东南苗岭山脉及清江、都江流域地区,改土归流后,建立了八寨、丹江、都江、古州、清江、台拱等“六厅”,分属都匀、黎平、镇远三个府),用武力强行推进改土归流,镇压少数民族,也付出了血与火的沉重代价。 6.明代屯田使贵州生产力有了突破性的跃升。 朱元璋派30万军队进军云、贵,其中留驻贵州的官兵约近20万人。明初全国军队共200万,也就是说近十分之一兵员留在贵州。这对人口稀少的古代贵州,是一件了不起的变化。留下来的军队,不是白吃贵州粮食,而是搞屯田,叫军屯;还移民来一些民户,叫“民屯”。根据史载,可以概括出几个大数:明代贵州驻军20万,以五口之家入黔计算,就增加百万人口;在这之前,贵州全省丁口不足百万(见《黔记·贡赋志》)。所以,屯田一下子使贵州劳力翻了一番。又据《贵州通史》记载:万历九年(公元1518年),新丈量的贵州布政司所属各司府州县民田共134万多亩,而明初军屯的田土就达120万余亩。这说明明代屯田,使贵州开垦耕种的田土也翻了一番。这两项(劳力、耕田)翻番,对于贵州经济开发来说,无疑是一个飞跃。 按明代军队编制,在要害地方设立卫,卫之下设所。这种军事性质的卫所,自成区域,统管所属军户,实际上是一个军政合一的单位。而军户大都来自中原、江南、川陕等文化较发达的地区。这些人进入贵州后,不仅带来了中原文化,而且兴办儒学,使其子弟读书习礼,使外籍人安心在贵州落籍。因此以卫所为依托的卫学,便大量兴办起来。卫学在官学中所占比重很大,形成了学校网,对贵州教育普及起到很大作用。屯田制是集团性的移民,文化容易传承,渐渐在贵州形成了屯堡文化,产生了许多宝贵的有特色的文化,如安顺市的云山屯明代文化遗址,至今还吸引着众多海内外游人。 7.明清时期教育文化的发展。 明代以前,贵州的教育发展缓慢。建省以后,各府州县相继建学,贵州有了正式官学,而且有了一套专管教育的机构。至清代全省府州县甚至乡也相继建立了学校。 明、清两代贵州的书院与官学同时发展。王阳明贬谪到贵州,在当地讲学,促进了贵州书院的发展。贵阳的文明书院、修文的龙岗书院,都是王阳明讲学之所。据统计,到清代乾隆、嘉庆时,全省有书院133所。 随着教育的发展,明代开始在贵州单独设乡试。本来贵州没有资格在省城设乡试,没有授予举人的资格。这有点像长时期里贵州没有“博士点”。贵州士人得远道去湖广、云南参加乡试;在外省中举人后,才能晋京参加会试,考进士。这大大限制了贵州人才的出头。嘉靖年间,贵州思南人田秋当京官奏请朝廷在贵州单独开科设乡试。又经巡按御史王杏勘议上奏,获得朝廷批准,从此贵州才有了设科乡试的资格。从此以后,贵州才出现了“三千举人、七百进士”的盛况。其中明代进士121人,举人1721人。清代进士616人,举人4200余人。清代贵州还出了“三状元一探花”(即康熙年间武状元曹维城;光绪年间文状元、青岩人赵以炯、麻江人夏同和;遵义人探花杨兆麟)。 明代,朝廷开始重视少数民族教育。朱元璋把弘扬儒学作为巩固边疆的长治久安之策,提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方针,规定少数民族首领的子弟必须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使土俗同于中国”,而且采取了许多优惠政策,有点像今天降低录取分数线、补贴学费等,照顾少数民族子弟入学。明清两代,出了不少少数民族的士子。如贵州宣慰司在明朝科甲之士在全省最多,共有进士13人,举人268人。 8.贵州在近代化运动中初展风采。 贵州的近代化运动,是以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筹建镇远青溪铁厂揭开序幕的。这个厂在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投产,比张之洞在湖北兴建的汉阳铁厂还早三年。这个厂的规模,在当时国内是少有的,全套设备是从英国引进的。然而,这朵早开的花,在旧体制和贵州边远地区的环境下,挣扎五年之后夭折了。 中国近代化运动中,黎庶昌是贵州人中最早认识西方现代思想的先驱。他曾任我驻欧洲英法等国使馆参赞几年,著《西洋杂志》,最早向国内介绍了西方文明。黎汝谦在日本任领事时,翻译出版《华盛顿传》,介绍了民有民治民享思想。在变法维新运动中,改革教育、兴办新学,贵州更得风气之先。李端《请推广学校折》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教育开端。他提出的办学堂、设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报馆、出国留学六条建议(称“一经五纬”),是近代教育改革的纲领。在这前后,贵州学政严修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把贵州学古书院改成“经世学堂”,与湖南著名的“时务学堂”同年,是我国最早一批新式学堂之一。从这里培育出了第一批贵州具有新思潮、新知识的人才。此后,光绪、宣统年间,贵州掀起了办新学热潮。贵州巡抚林绍年首倡派遣留学生,上奏朝廷,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全省先后派出151人到日本考察学习,后来这些人都成为贵州近代化运动中的中坚力量,有的成为贵州辛亥革命的骨干。 值得一提的是贵州举子在康、梁“公车上书”签名的603人中占96人,仅次于广西,其中就有李端的堂弟李端、侄子李葆忠、李铭忠。这反映了维新思潮在贵州高涨。到了辛亥革命,贵州成了最先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之一,排名第八。后来,在讨袁护国运动中,贵州也居运动的前列,在近代史上留下光辉一页。 9.贵州是遵义会议精神和红军长征文化影响至深的得天独厚省份。这是贵州现代史上最大的亮点与光荣。 关于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折,以及“四渡赤水”等中外战争史上的军事杰作,大家都很熟悉,不再重复。这方面,我想有三点值得强调一下: 其一,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长征文化,随着时代发展,还将更充分凸现它的历史价值和精神文化价值。这一点,有的外国人也看得比较深远。有一位美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叫索尔兹伯里,写出了一本关于长征的书,出版后许多国家翻印。索尔兹伯里在序言里写道:“现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人们对于这么多年以前的一次军事行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果中国读者对此表示不理解,我只能重复埃德加·斯诺就这场‘激动人心的远征’说过的话———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这位异国人士超越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异同,用历史眼光看长征,他懂得一切人类进步现象,人类的精神文化遗产,以及它的丰厚内蕴和魅力,都是不会因为时间推移而失掉光辉的。遵义会议精神和长征文化,是贵州历史文化的特色和政治优势,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光大。 其二,红军在贵州活动,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央红军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到达陕北,经历了一年时间,其中在贵州转战活动时间最长,大约有五个月;二是除了中央红军之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十年中,先后还有红七军、红八军、红三军、红六军团、红二、六军团等在贵州活动达6年之久,足迹遍及全省67个县,建立了滇黔桂边区、黔东、黔北、黔西北革命根据地。红军在贵州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其三,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贵州荔波水族人邓恩铭,就是中共“一大”十二位代表之一。后来还出现了王若飞、龙大道、周逸群、周达文、旷继勋等贵州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地下党在贵州坚持长期斗争,也留下了光辉历史纪录。 以上三点,说明在贵州近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占有重要分量。 10.抗战时期的发展机遇。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把国民经济导入了战时轨道。沿海重要厂矿企业大量内迁;国家以国库拨款、四行(即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个银行)投资、四行贷款等方式给后方工业建设重点投资,逐步形成了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及湘西的西南工业区。贵州作为陪都重庆的屏障,西南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个时期贵州工厂数目,7年增加10多倍,资金增加50多倍。民族工业有了较快发展。1935年前,全省仅有文通书局和永丰纸厂两家稍具规模的现代工厂,资本总额仅百万银元;1943年上升为87家,资本总额为4792万元(法币,下同)。有些产业如烟草工业、橡胶工业等,从无到有,对后来贵州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国营工业也有大的发展。1939年建立了贵州历史上最大的垄断集团贵州企业公司;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还在贵州建立了20多个矿企事业单位。官僚资本在贵州的扩展,为贵州近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抗日时期,全省新修公路2300多公里,加上原有公路共达4082余公里。黔桂铁路于1944年通车至都匀。全省还先后修建或扩建了七处机场。金融业、商业在这期间也有较大发展。总之,抗日战争期间贵州各族人民包括内迁或移民定居贵州的四面八方同胞,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情况下,以异乎寻常的毅力与艰苦奋斗精神,为发展贵州经济、支持全国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长足进步。几年之间,即创办了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贵阳医学院三所大学。迁入了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湘雅医学院、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私立大夏大学、之江大学等十多所大专学校。这个时期,贵州省荟萃了享誉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名流。贵阳文通书局发展成全国七大书局之一。文通书局编辑所,集中了最著名的学者为编委,有顾颉刚、白寿彝、马宗荣、竺可桢、苏步青、茅以升、谢六逸、张奚若、张其昀、冯友兰等上百人。书局编辑出版了有全国影响的高水平图书。比如,曹未凤翻译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是全国最早出版的莎氏全译。文通书局创办的《文讯》月刊,是当时全国第一流文化月刊,常有茅盾、朱自清、巴金、郭沫若、臧克家等人的作品发表。抗日时期为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1.贵州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优秀人物,其中有不少是有全国影响的重量级人物。 李端(公元1833年—1907年),贵阳人。他是贵州人中当了中央政府部长一级的大官。戊戌变法那年,他出任清政府礼部尚书,礼部是管礼仪、祭祀、科贡的部,礼部尚书相当今天的教育部长。他是支持康、梁维新,二品以上大臣从旧体制内站出来主张变法的第一人。北京大学前身北京大学堂就是他倡议办起来的。所以,前几年北大百年校庆,还派人专程来贵阳收集李端的资料。北大校史陈列室第一个挂的是李端像,第二个才是严复。李端墓,现还在贵阳郊区永乐乡。他死后,梁启超从日本远道写了墓志铭寄到贵阳。李端坚持改革维新之志,至死不渝。他被贬新疆回贵阳后,继续办学,传播西方启蒙思想。临死前几天,还写信给梁启超说:“昔人称有三岁而翁,有百岁而童。吾年虽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李端只当了18天中央级部长就下台了,但他的精神是不朽的。 丁宝桢(公元1820年—1886年),织金人。大家都称他“丁宫保”,因为丁宝桢被封赏为太子少保,遂称“宫保”。“宫保”是一种高荣誉官称,不一定实际做太子的老师。现在我们吃的“宫保鸡”,就是因为他在四川最爱吃这种美食而得名的。丁宝桢做过山东巡抚、四川总督。这两省是全国举足轻重的大省。丁宝桢不是做一般小省的一把手,是做全国有重要地位的省的封疆大吏,而且他政绩卓著,治理黄河,改造都江堰,改革四川盐政,都是全国闻名的大事。他更因敢于杀慈禧太后的宠爱太监安得海,而威镇四海。他在山东、四川20年任上,三次被革职留任,仍不畏强权,不避谗言,刚正不阿,为民造福。做大官做得像丁宝桢这样,也值了。 奢香夫人(公元1361年—1396年),彝族,她的事迹大家都熟悉。20世纪60年代贵阳还演过《奢香夫人》的戏。她是贵州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中的出类拔萃者,是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模范,是中国彝族杰出的女政治家。 王若飞(公元1896年—1946年),安顺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抗日时期担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党的“七大”当选中央委员。1946年跟随毛泽东主席参加重庆谈判,4月8日回延安飞机失事遇难。他的事迹大家都熟悉。他是贵州人在中国共产党中央职务最高的一位革命家 上面这几位人物,我认为有代表性。其中有封建时代的改革家,有封建时代大官好官,有少数民族杰出领袖,有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他们是贵州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民族的精英代表。贵州省优秀历史人物很多,都值得宣传和纪念。但这几位,我认为尤其值得宣扬。 12.贵州是一个天然的民族文化大观园。 南方古代四大族系在贵州交会,汉族从四面八方进入贵州,贵阳就有会馆十一个之多,各种文化都在这里集中展现,显得格外丰富多彩。由于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地理环境的隔绝,各种不同历史时代的文化在贵州都有遗存,许多其他地区早已消失了的文化现象,在贵州还可以见到,有些汉文化在贵州也可找到“活的化石”,例如“屯堡文化”。贵州民族文化“既多且奇”是其显著特征。 贵州是民族节日众多的一个省份。一年之中,全省共有民族节日集会数百个,集会地点上千处。历史上积淀下来的民风民俗、民族歌舞、民族体育、民间工艺等通过节日都得以充分展现。 贵州民族服饰甚多,据调查,贵州的民族服饰,至少有两百种款式,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服饰,同一民族也有多种服饰。有人把苗族服饰的花纹看成是“历史记忆的载体”,因为他们在迁徙过程中,在祖先勤劳勇敢的社会实践中,把见到的一切,都以抽象、概括的方式浓缩下来,成为一部穿在身上的历史。 贵州是歌舞之乡,各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种类繁多,丰富多彩,盛况异常。前年贵州电视台拍了一部《侗族大歌》,轰动海内外。今年又推出《苗族舞蹈》,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反映了苗族文化艺术的高水平。 贵州民族民间戏剧丰富,有民族特色浓厚的侗戏,有属于傩戏系列的傩堂戏、地戏等,还有农村盛行的花灯戏,许多古老的傩戏在贵州留存下来,使贵州成为研究傩戏的天然博物馆。 贵州民族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少数民族的民居中,“干栏”式建筑,在贵州出现很早,出土的汉代文物中,就有“干栏”建筑模型。在村寨公共建筑中,最具独创性的莫过侗族的鼓楼,无论在建筑技术和造型技术方面,都达到了较高境界,是我国民族建筑中的瑰宝。 过去有人总以为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落后,对他们有种种歧视。其实,贵州的民族文化是贵州多元化中最有特色最突出的奇葩,如果说,贵州的汉文化很难与中原文化相比,那么,贵州少数民族的文化则完全可以在中华民族文化大观园中占据位置。尤其当人们希望返璞归真,寻找人类失落的文明时,贵州各民族文化在大山深处开出的烂漫山花,是人类不可多得的珍贵文化遗产,将给世界提供难得的文化生态博物馆和历史文化“活化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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